脐带

内蒙古草原音乐风格宣传片。电影就像航拍的草原，你看到的是辽阔壮美的草和碧绿清澈的湖，但生活其实是走进草原里的沙砾和牛粪以及水塘边的淤泥和野草。我也不喜欢一个局外人站在上帝的角度劝别人放手，就像影片里那个姑娘幼稚的斥责男孩你怎么能这样绑着妈妈，因为她不知道妈妈的一天是24小时1440分钟86400秒。

我明白导演想要表达的那种接纳死亡的意图，但我觉得选择阿尔茨海默症作为故事的依托不合适。因为这个病恰恰就是使一个人失去了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他所做的一切选择你不能判断是他的选择，就这样寻找了一路然后接受母亲自己走向死亡，这真的是阿尔茨海默症母亲的儿子可以做到的吗？让得这个病的亲人走丢不能解释成为他去寻找心里的家，那是作为看护人的失职。你可以换成另外的病，让他有独立的、清醒的选择能力，然后儿子最终明白尊重母亲、尊重生命就是接受死亡。比如话剧《晚安妈妈》，女儿在生命中的最后两个小时里，所做的一切就是告诉母亲自己的决定——自杀，因为她是一个癫痫病患者，在发病时毫无理智和尊严，给亲人带来巨大麻烦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她选择在自己不发病很清醒的时候，结束掉自己糟糕的生命，最终母亲也接受了女儿的决定，虽然她痛苦万分。我觉得这是质的不同。我看完电影很震惊，我觉得人生观有问题。

小时候，我的姨姥爷就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姨姥姥对他照顾得很好，去哪里都牵着手，回家也是锁上门，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出去，姨姥爷患病的最初几年还是保持着体面，外人几乎看不出他有病。但架不住时间加重病情，最后的三年真的是会把屎都涂在墙面上，会偷吃掉三斤香蕉不知道饱，纵是已经殚精竭虑的精心照护了，他还是丢了两次，每一次丢都是整个家族所有人都出动，再加上每个亲戚各自的朋友，两三百人连续不吃不喝不睡觉的找，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连bp机都是数字的，就是这样一寸一寸的找，所有的电线杆子上都贴着寻人启事，地毯式的把济南整个城翻一遍。幸运的是，每一次都找到了。最后一次丢的时候，姨姥姥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病痛把她折磨的都没有样子，但她还是在家里握着每一个回去送消息的人的手，很恳切的说：“再找找他呀，不能让老头自己在外面走，他还不如一个一岁的孩子，怎么能把孩子丢在外面呢。”

所以，有些苦难，不是你看了看，想了想，就好说一说了。

个人观点，不抬不杠，如有不同，你都对

The cord of life. 臍帶，是片頭草原上蜿蜒曲折的河流，也是綁在母親和兒子身上的繩子，是羈絆，兒子為了防止母親走丟的工具，也是束縛，如Tana所說的這是自私的。很明顯這個草原上的故事並不是講述現代生活和傳統牧民生活的碰撞啊，更多的是關於生命的思考吧。生命的輪迴很神奇，人年老了會重新變得跟小孩子一樣，或許人活一輩子也只有這兩個時期是完全不用考慮自己的社會身份吧，母親不再是母親，而是她自己，她也想自己的爸爸媽媽，她也想回她自己的家。所以最後在火光紛飛中，映著月光傾斜在湖面上的一片湛藍，阿魯斯把「臍帶」剪斷，把羈絆剪斷，讓母親迎接自己的死亡，把束縛剪斷，不再留著母親，讓她跟隨自己的爸爸媽媽一同遠走。樹，是我的家。那棵半生半死的神樹，一半枯死，一半枝茂葉繁，就像母親那早已逝去同時又永存在心中的家。阿魯斯和母親都找到了家。最後，伊德爾未免太帥了，景色和音樂過於令人迷醉，可惜排片太少了，希望大家有機會都可以去看一看。馬上給媽媽打一個電話。

阿鲁斯戴的银耳坏，我小时候也戴过一对。

娜仁左格妈妈熬的咸奶茶，外婆每天都会给我熬。

酒鬼撞破阿鲁斯家墙壁，类似的闹剧时常在我的家乡上演。

塔娜家的桌子上摆满了手把肉、炒米、酥油，主人永远热情洋溢，敬酒之前要先敬天、敬地、敬神灵，我身边的每个蒙古族家庭都如是。

尤其是“赛噜日外冬赛”鄂尔多斯祝酒歌响起时，我激动地心潮澎湃。许许多多生活上的细节都令我倍感亲切。感谢这部色彩浓郁、摄影绝美的电影，让我的乡愁有了两小时的安放。看完电影一查，原来导演乔思雪就是我们隔壁隔壁隔壁两千公里之外的呼伦贝尔人。

半生半死的树

电影里，塔娜有句台词，大意是说，“阿鲁斯，我喜欢你现在做的东西，蒙古草原不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蒙古电影也不该只有草原、蒙古包，贫瘠、原始，这并不是真实的内蒙古。真实的蒙古草原上有巨大的白色风车、有巡视羊群的无人机、有无比精致的服饰，以及更有风味的现代化城市。

电影讲述做音乐的儿子带着患有阿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草原寻找家园的故事，近两年同类型题材不乏佳作，《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以第一视角展现此类病人混沌的精神世界，《妈妈》讲母女和解、身份互换、相生相死，而《脐带》所展现的是告别。母亲剪短脐带，孩子方能长大。孩子系起绳子，母亲才不会走丢。然而脐带终究要断，我们该如何和亲人告别，电影试图以极度诗意的方式来作答。

导演选择性地规避掉了阿兹海默症残酷的一面，让患病的母亲回到她小女儿的时候。阿爸和额吉总是笑意盈盈地看着她，盛装的姐姐邀请她来共舞。那画面太温暖，让人忍不住一次次地踏进那条河。她总说，这里不是我的家。她的家有一棵树，一半生，一半死，树干交结在一起。为了找到那棵半生半死的树，儿子阿鲁斯重新启动苏式摩托，拉着蒙古包，带着母亲一路向北。途中强拉牧民的绵羊给迷途的小山羊喂奶，惨遭大叔叱骂。试图横穿私人草场，却被无人机一路喊话驱逐，娜仁左格妈妈开心地喊，“长生天在说话！”母子的旅途又惨又好笑，但总是温情脉脉的。毕竟没有哪个骂骂咧咧的老爷们儿可以抵挡阿妈的拥抱。

妈妈也有一把心爱的小键盘

母亲在路上救下一只小羊羔

只是平平无奇的晚霞

很久很久之前，阿妈还是个小姑娘。很久很久之后，孩子就变成了父母。塔娜加入阿鲁斯母子的行列后，娜仁左格妈妈便有了阿爸和额吉。于是她的意识进一步退化，完完全全变回一个小孩，牵着父母的手在河边的篝火堆旁尽情地欢歌悦舞。人来到世界，便是向死而生，走到一生的尽头，又会回到生命的原始形态。也许这就是那颗半生半死的树的寓意，生死交缠，无休无止。

影片的最后，娜仁左格妈妈问阿鲁斯：

“你为什么哭了？”

——“因为我很伤心。”

“是你心爱的姑娘不理你了吗？”

——“不，她很爱我，只是她忘记了。”

深深地感动了，怎么会有演员把母亲的慈爱温柔和少女的娇憨天真同时演得这般好。都给我去看！赛噜日外冬赛！

2023.3.18 新天地 with泳豫

《脐带》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决心带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返回草原，去寻找记忆中的家。一根连接两人的绳子，如同脐带，给旅途带来一连串意外，但阿鲁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理解了母亲对于“回家”的执着，在草原上，他们也各自找到了内心的安宁。

这是青年导演乔思雪执导的第一部长片，先后入围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和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剧情长片单元-金椰奖”，并获得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最佳技术奖”。

2017年，乔思雪从法国巴黎3IS电影学院毕业前夕，偶遇一位中年妇人在街头独自徘徊，让她一下子想起了母亲。过后与母亲通话，才得知母亲前段时间更年期抑郁，甚至有过轻生的想法。

同样是一通电话，将生活在北京的蒙古族音乐人阿鲁斯召回了母亲身边。母亲娜仁佐格患有阿兹海默症，她不断提出要回家。电影中，阿鲁斯一时心中不忍，决心带母亲回到她想去的草原，寻找母亲心中的“家”。可是“家”是哪里？对于乔思雪而言，已经旅居多年，草原还是她的家吗？

《脐带》是乔思雪的处女作，在制作团队上却汇聚了国内顶尖的制作团队，并且的电影的口碑在上映后屡次上升，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如何把控一个项目，她又如何接力制作团队的力量，为自己的故事“升级”。拍完电影之后，她又如何总结自己的制作经验？非常推荐大家，导演乔思雪带来的回答。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导演乔思雪

木西：《脐带》的故事创作缘起是怎样的？

乔思雪：在《脐带》之前我有写过两部长篇剧本，但《脐带》是我自己非常想去拍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和我的生活有太多纠缠。去写这个故事，还是因为害怕离别和死亡。

小时候我对母亲在心理上特别依恋，但到青春期后，这种依恋变成了情感上的挣脱。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开始慢慢变淡。后面我又出国读书，进入了新的文化环境，一直想要睁开眼睛去吸收新的东西，所以就越来越少去关心她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在街头碰到了一个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阿姨，她在街上来回徘徊，寻找自己的家。那一刻特别触动我，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这个契机，也让我重新回到了子女视角，去观察我的父母。后来电话联系，我发现母亲的近况不是很好，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患上了抑郁症，有过一些特别危险的想法。虽然我们电话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她很轻描淡写的把事情讲出来，但其实对我影响特别大。

当时又面临回国，还是在继续留在法国做电影的选择点，于是就写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对我和母亲关系上的探索。父母生病后，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变换角色，来帮她们处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而《脐带》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脐带一样，把我们两个人系在了一起。这是一个角色互换，你变成父母，父母变成了孩子，那我们会不会在她老了之后，像她小时候对我们一样给予他们关爱和陪伴，甚至有一天要学会放手？

木西：从概念到故事，这个过程复杂吗？

乔思雪：因为这个故事和我太近，所以完成第一稿花费了不到一个月。电影最初的名字叫《漫游在蓝色草原》，由很多情感碎片累积在一块，其实相对更加闲散，更像散文诗。

慢慢形成比较明确关于母和子之的这条线，是找到投资方坏兔子影业后。在我制片人和两位监制的帮助下，它才慢慢出现相对比较紧凑的状态。过去，我想装进这部电影的东西太多，关于民族文化、故乡、人和自然。但最有力量的东西还是回归到我和父母的关系，其他的表达可以通过“脐带”这条线慢慢带出来。

另外“脐带”在蒙语中的用法其实是要比中文语义更丰富，有“脐带”、“联系”、“继承”三层含义。所以和监制讨论完之后，认为《脐带》更能体现这个故事想要表述的精神价值和内核，最后用了《脐带》这个名字。

木西：你认为《脐带》想要探讨的主题是什么？

乔思雪：《脐带》的源头还是关于母子关系的探讨，尤其是一根绳子把两人系在一起之后，脐带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影响。故事套用阿尔兹海默症主要是想要表现父母退化成了孩子。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但他们在慢慢变成小孩。阿尔兹海默症可以特别明确把这些想法放到具体的事件中。

脐带它本身是一个传输营养的介质，但又有脐带绕颈的风险，所以把绳子放在两个人身上，尤其是母子，这样又多了一层角色互换，它会产生更多的趣味，也能够让大家探讨和思索更多的东西。儿子之所以把绳子系上，他想要传递是爱和关心，但是他又忘记了，这其实对母亲来说也是一种束缚和伤害。

当系上绳子之后，两个人都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距离范围内，他也能更明确的感知到母亲精神上的诉求，其实最终还是在探讨：什么是爱。你爱你的家人，那只希望她肉体活着吗？精神上的诉求真的不重要吗？至少在这个故事里不是这样，最后男主其实听到了母亲精神和心理上的诉求，开始接受人的生离死别，所以他最后选择放手。

其实我从写到拍，再到进影院，《脐带》对我来说是对死亡和离别的又一个新感官上的认识。之前你害怕它，然后通过写作似乎是在做一种练习，练习怎样告别。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需要面对它，什么能够支撑我？其实我知道，生命的尽头有最爱的那群人在等我，从而让我有力量去面对离别。死亡不是终点，它是会不断会轮回下去。

电影最后阿鲁斯为什么能剪断“脐带”？其实这里已经不是“绳子”这么简单，它是心理上对母亲的依恋。他在心理上已经明白我们要面对肉体的告别。这也是母亲教会他要接受生命在自然里轮回，老去然后又会新生的事实。所以他最后选择把绳子割断，其实就是在割断心理上的依恋。

木西：电影中“脐带”，还有“生死树”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符号，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

乔思雪：在写这个故事之前，我看过行为艺术家谢德庆的展叫《一年》，他把自己与另一位艺术家以一根绳子互绑在腰间，系在一起一年，期间不论任何时间、地点都在一起。这两人从陌生、到发生激烈争执，然后到和解这样一个过程。我当时特别受这个作品震撼，后来我觉得这个形式其实放在《脐带》这个故事里会产生更多趣味性，也会更复杂。因为他们是母和子的关系，会有“脐带”的含义在里面。

而电影最后那棵树，其实在最初剧本中是没有的。之前的结局相对来说更抽象一些，现在的结局有了一个真正的实物作为载体出现，而它和故事想要表达的精神特别契合。树生的一半代表着精神，死的一半代表着肉体。这棵树也是一个朋友意外发现，它在距离我们拍摄地差不多200公里的地方，我去堪景时也感觉特别神奇，竟然可以可以如此契合我们的故事，真是是特别神奇的相遇。

监制、摄影指导曹郁与导演乔思雪合影

木西：有了故事之后，在影像风格上是如何设想的？

乔思雪：《脐带》其实更具作者性，它是来自于创作者本身自我的情感体验，所以无论是从故事，还是到视听语言，其实都有一种来自内心的感受。

我虽然在法国读电影，但我受法国现实主义题材导演的风格影响比较少。反而喜欢第三国家到法国去之后的创作者，比如加斯帕·诺、贝托鲁奇、波兰斯基。他们的电影里的法国会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没有那么真实。他们可以把所见到的法国抽离出来，然后去表现，所以我拍《脐带》时也会有这种视角。

虽然我在内蒙古出生，《脐带》也是一个蒙古族题材的作品，但我并不是蒙古族人，而我也没有常年在生活在这里，所以它会有一种来自于他者和很异样的视角，所以影像风格上没有很“写实主义”。

比如像《脐带》开场的几场戏，男主回到故乡，坐在一辆出租车上镜头，其实会有一种异乡感。包括电影中出现的几组幻觉，会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还有后面出现的醉鬼，他把房子撞破了一个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就是因为它有一种非写实的荒诞感，然后又特别有趣味，也很有美感。

木西：几位演员的选择上是如何考虑的？

乔思雪：阿鲁斯这个角色就是按照伊德尔这个演员来写的，我们认识很久了，我也知道他在做传统民乐和电子乐相结合的风格音乐，所以特别欣赏他做音乐的态度。

伊德尔从小学马头琴长大，他到了北京之后，反而做了新的尝试。其实我认为这才是能让传统文化继续流传下去的方式。什么是传承？传承就是年轻人做年轻人该做的事情，去传承年轻人该传承的东西。所以在故事里有提到：不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就是在呼应这件事情。包括我做电影，《脐带》也和过去的传统草原电影不太一样，至少在片子的态度和风格上是有变化的。

现在的游牧生活和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以前更具现代性。我们从草原上走进城市，一部分人选择留在城市，一部分人选择回去，草原在面临劳动力在流失的问题。而现在年轻人把非常现代的手段带回到草原，就会出现电影里无人机放牧一样场景。现在草原有很多很现代化的方式，比如安装摄像头，这样只要在家，就可以看到羊群、牛群。比如在羊身上安装芯片，羊群走到哪里，都可以通过定位找到。

所以我觉得传统和现代不应该是对立关系，你不能要求年轻人现在还要唱100年前的老长调。草原不能只有呼麦和马头琴，还要有新的东西，只有这样。这片草原才能生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

选择伊德尔其实最初我有过疑虑，因为他是音乐人，从来没有参与过表演，而这又是我的处女作，我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指导他表演，所以第一选择没有考虑伊德尔。后面我们监制在朋友的推荐下，意外的看到了伊德尔的演出视频，他们认为他和人物的气质调性特别符合。然后他本人又在做音乐。会做音乐，对这个角色特别重要。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找到一个会演戏、又会演奏，还要会说蒙语的人，其实非常难。

因为监制姚晨老师本身就是演员，她在现场可以帮到伊德尔，能让他不要那么害怕片场，找回真实、自然的状态，所以他们给了我一部分信心。在制作上，我们也全部采用顺拍得方式。最开始到现场时，他和巴老师确实不熟悉，经过几十天的相处，他们已经真的像一对母子，在情绪上也非常符合我们的电影。记得电影最后一场戏时，他面对即将的告别，演员真的在现场真情流露地哭出来，确实在意料之外，这也让现场所有人都特别感动。

对于《脐带》来说，男女演员其实非常难选。在最初剧本中，妈妈的角色相比巴德玛老师要更浪漫和诗意一些，但是更缺少作为母亲真实的存在感。

《套马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它也是巴德玛老师的处女作。巴德玛老师是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她每年也会演很多戏。联系到巴德玛老师本人之后，就发现她在生活中非常朴素和简单，还维持着牧民身上那种特别可爱的劲头。她每周还会开车几个小时回牧区工作，作为演员，她是特别有生活的。然后她本人的状态也特别好，虽然人到中年，但是脸上的纯真和孩子气一点都没有丢失，眼睛在发光。而角色身上缺少的一些母亲特质，在巴德玛老师身上也得以体现，她让这个角色又可爱，然后又有很浪漫诗意的一面。

而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在向草原上的女性致敬。草原上无论现代，还是传统的女性，它们身上其实是种特别独立和可贵的精神，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母亲的一个续存。母亲是在大自然环境里培养出来的独立自主，然后拥有非常质朴和善良的精神，最后她选择回到草原，回到她父母身边，回到自然的轮回中，这其实是一种特别原始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东西。

而塔娜其实是一个从草原走出去，在城市中学习生活过。她看过外面的世界，但是她经过自己的思考，重新做了选择，放弃城市生活，回到草原，这是另外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独立精神。现在草原上有非常多这种独立女性，我很羡慕她们。她们和人打交道的方式特别直接、热情，然后也很纯粹，所以写了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就是想要写一个特别勇于表达自己，对所有事情都特别果敢的状态。我们现在接受了太多文明和教化，有时候其实失去了人性本身那种最想表达的东西。

木西：有了故事之后需要找到资金，这中间又经历了哪些故事？

乔思雪：这个剧本最开始去了First创投，然后就被我的制片人刘辉看到。他本人就是就是内蒙人，所以故事对他非常有触动。但是他不确定这个故事对于其他人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所以他就把故事递给了曹郁和姚晨老师。他们看完之后，其实和他观感一样，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而对这个故事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这点其实让我很意外。

我们原计划是在2020年的10月份开机，但因为碰上了疫情，就决定继续打磨剧本。然后又去参加一些创投，也看看剧本到了市场上会是怎样一个状态。所以就去了另外两个创投，最后效果也不错。这样其实增强了大家对于片子的信心，所以最后他们给我找来了非常强大的金牌制作团队。

监制曹郁、姚晨与导演乔思雪合影

木西：电影配备了非常强的制作团队，这对你会有压力吗？你和监制、制片人又是如何合作的？拍摄《脐带》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乔思雪：其实监制和制片人还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项目。我作为青年电影人，这是处女作，大部分的场景都要在自然环境里拍摄，其实难度和挑战都非常大，很容易被天气打断。如果没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和预算里来完成创作，其实会受到很大干扰，这非常考验主创的创造力、耐心和热情。所以我们就需要一群非常热爱电影且有经验的创作者，一块完成这个作品。

电影就是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方式，所以还是要真诚一点，别不懂装懂，拿出一个特别真诚的态度，大家也会想要帮忙解决困难和问题。跟这些相对成熟的主创沟通和交流，要多聆听多沟通。还有有一些确定必要坚持的东西，还是要争取。比如说电影中剧院有一个镜头，是阿鲁斯和母亲听到马头琴，后来又看到一个舞台上的虚影。当时我们监制曹郁老师觉得没有必要拍这个镜头，但最后我还是坚持把它拍完了。拍完之后，他也认为这个镜头会为电影增添一种相对特别的东西。

在拍摄过程中，其实面临天气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到达我们的主取景地要穿过一片森林，这里没有经过开发，如果下雪，车就无法进入。因为剧组资金有限，只能用限的越野车把主要人和设备运走，其他人就要来回不停地徒步穿过森林。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其实会面临很多问题和压力。

在拍摄篝火这场戏前，其实我们经历了两天8级大风。然后，当时又经历了曹郁老师母亲过世，这时候已经处于拍摄后半段，大家的精神都非常紧张，所有人压力都很大。因曹郁老师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心血，而且作为职业电影人，曹郁老师其实放心不下，所以他很快就回来了。当然回来之后情绪压力很大，再加上最后这场戏拍摄起来非常复杂，需要各种排练，大家的精神都到了非常疲惫得时刻。

拍电影很奇妙，当面临这么大压力地时候，大自然又会给你礼物。拍摄电影最后这场戏时，我们碰上了超级月亮。在开始的第一个镜头，它是一个月牙，整个大夜拍完，月亮已经变圆，月光照在湖水上，一丝风都没有，特别平静。我们所有人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天要亮了，然后这个梦也醒了。那一刻似乎有一条隐形的“脐带”把所有人连接在了一起。

所以，对青年创作者来说，其实拍电影这个事情，当你有了一个念头，就一定要把这个念头从一做到十。无论中间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无论过程中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有从头做到尾，才能看到事情的全貌。

如果因为各种各样小情绪上的问题，只是做了一个开头，就选择不做了，那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后面是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成长，做完后会看到自己的变化，而电影也会随着这一切生长出自己独特的形态。

当马头琴只能在京城卖艺，当草原装满了发电风车和无人机，塔娜说：草原不应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不应该活在过去，草原有那么多好听的声音。阿鲁斯换回了马靴，带回了可爱的蒙古族小帽帽。一部电影，最多的台词是妈/妈妈，阿鲁斯困惑，母亲忘了他却一直提的家到底在哪里，那个家里都有谁。阿鲁斯的家是妈妈，妈妈的家也她妈妈。第一次感受到对阿尔兹海默症的巨大的暖意，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个小孩，不用再全心全意做母亲。我们都知道自己生在何方，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往何处呢。

真正的喜爱无须理由，因为一切皆可成为原因。但还是要写，这或许是从“入”到“出”必经的环节。 从电影名字出现在草原上道道河曲的旁边开始，我就知道这是我喜欢的风格。以景言情，只有足够宏大又深远的主题才能和这样广袤悠久的蒙古草原相配，含蓄温婉，细腻动人。虽然故事背景在草原，距离我这种现代城市里长大的人太远，可是情绪却轻而易举的随着背景音乐进入了情节的发展。大概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归宿——家园与死亡”，主角是母亲，所以我太熟悉… 很喜欢“脐带”的寓意。影片中将其具象化为儿子和母亲腰上系着的麻绳，那是“安全的保证”，牵挂的精神纽带，也是对母亲自由的束缚，是儿子对母亲的私心——我不愿称其为“自私”，因为我们在未经过这一段“寻家”的旅程前很难懂得放手成全的意义，若无私心，恐怕是无情。于是整部影片的主线就是从亲手系上绳子到亲手斩断绳子的发展，是母亲回家的愿望让儿子从不理解到支持、最后了悟的过程，也是儿子对音乐（马头琴和电子琴）的使用从工具表演到用以交流和抚慰感情，最后听到了母亲的音乐。脐带的形成是因为儿子需要母亲的营养，这营养是物质也是精神的。儿子以安全之名重新连上这人为的脐带，母亲却忘记了她的儿子，只记得自己和她父母的那个家。儿子无法给予母亲渴望的那个家，只得陪她上路，最后亲手斩断自己这“唯一的阻碍”，看着她高兴的远去，孤身去寻找那颗生死树。是复杂又漫长的告别啊，只有找到自我之后的独立个体，才能做到最后的斩断——斩断原始的精神依恋。母亲不是我的归宿，她有她的“家”，当她又变得像个孩子，又需要“精神营养”时，自然会有无形的脐带连着她和她的归宿，牵引她愉快的回归。

我也要找到自己，而不是还像个孩子一样依赖母亲，用脐带束缚她。

何为找到自己？大概是女主角说的“我知道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广阔时空之中的定位。完整独立的主体无须以特定的亲人为精神寄托，无须用脐带捆绑爱人，而依然能与世界以无形的方式连接，依然存在一条连接个体和自然，指向家与归宿的“脐带”，所以我们不至于漂泊无定，孤独无依。我喜欢这种想象，我也希望是这样。

影片中儿子喜欢音乐，在片头就以拉着马头琴的画面出场，在结尾又在篝火旁拉着马头琴，重新听到了“草原上的声音”。不过关于儿子成长这一段处理较少，没有突出“北京”的城市对人物的影响——除了听不到草原上的声音，没有小时候和长大后的联系，缺少明显的推动因素，至少我没捕捉到。片尾停在了儿子坐在“生死树”下，有些意犹未尽。

生死，是永远说不尽的，影片中描绘母亲的死亡，是回家之旅，是美好的音乐和盛装的民族服饰，是群体欢歌中温馨的喜悦。我喜欢篝火旁女主角年轻的面孔和母亲年迈的脸交替出现，时间仿佛一直在一个人身上流逝，母亲又变回了孩子，孩子也长大成为父母，轮回，就像他们围着祭祀的石堆转圈，就像日出日落。生死树，死生一体。归宿是出生的地方，是家，是结束的地方，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我在哪”。最后一幕蒙古牧民们在篝火旁跳舞歌唱，母亲注视着表演着音乐的儿子，旁边是女主，就如同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儿子以这种形式参与了母亲的生命之初和尾声…因为生死与时间乃是在一个个生命身上接连不断轮回，所以无须留恋和悲哀么…欢喜的生，欢喜的去。

我们会不会觉得人的一生“像苍蝇绕了一个圈，又飞回来”是悲哀呢？轮回，佛确实将其视为众生无法逃脱之苦。我们长大后离家出走，又在某一刻踏上归家之路，我们四处寻找的原来是自己不曾回首的身后的起点吗？我说不清，但我不为此悲哀。

死亡摇曳着火把赤裸裸的穿过水泽，脐带从绳舌的麻桑里注视到草原的声音。

河流是草原联系牧民的脐带，家是大地呼唤游子的脐带，绳子是儿子与母亲之间的的脐带。黄昏点燃了湖面，你总被呼唤，你总要回家。

一半是枯，一半是荣，一半是当下，一半是未来。我们总要学会亲手解开生死的脐带，但所谓人生呵，无非是穿此门，入彼门，迎接和告别罢。